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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从文的视角,凝视现代中国

2018-10-29 12:28

陈丽萍/文

“1980年,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而我还很年轻,现在我也差不多活到了他当时的岁数。”2018年9月,坐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迎宾宾馆内的金介甫已经70岁了。他笑称自己是一个“爱说教的老教授”。

1990年,金介甫所著的《沈从文传》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时,曾经做过沈从文学生的汪曾祺在推荐序中形容金介甫“长得年轻,单纯天真处像一个大孩子”。如今这份天真依然没有从金介甫的眼神中消失。

1948年,金介甫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香槟市,父亲是农民,母亲出生于工人家庭。金介甫从大学起就离开家乡,先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而后进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美国汉学界地位显赫的史华兹教授。1979年之后,金介甫便一直在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任职,直到退休。在很多公开场合,金介甫总是被问及一个问题——起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兴趣?他总是半开玩笑半转移话题说:“在美国有一个说法,他们认为之所以中西部多产汉学家,是因为这些地区太无聊了。”这种“自我贬低”式的回答像极了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的口吻。

金介甫开始对沈从文其人产生兴趣,要从一个名为“用文学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讨会说起。金介甫回忆道:“直到十七世纪,中国文字的记载和资料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这里面也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些使用过中国字的国家,但基本上都是从士大夫阶级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而作为个体的‘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情绪?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了‘新文学运动’,开始有了白话文写作,出现了个人情绪的表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我来说很有价值。”随后,金介甫在教授的推荐下开始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边城》。

当时的金介甫对于沈从文的人生所知无几,只是单纯地着迷于故事中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湘西世界。随后,在史华兹和费正清两位教授的指导下,金介甫开始深入研究沈从文的一生以及著作,并于1977年,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此时的金介甫对于沈从文的喜爱和了解都仅停留于纸上,他压根没想过自己真的有机会见到这位传奇人物。

1980年,在中美建交和“沈从文热”的背景下,金介甫得到了来华机会,与沈从文相见。“1980年夏天,我和沈单独物晤谈了12次,1980年冬到1981年,沈在美国探亲期间,我又和他谈了6回,1981年沈回国后,我又多次到沈老家做客。”在此期间,金介甫抓住一切机会,向沈从文本人进行过往史料的核实工作。随后,金介甫用十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沈从文传》(1987年出版),在几乎与正文相等的注释中,沈从文的谈话内容成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这本“几乎可以说是沈同意的一部传记”让金介甫成为了“沈从文研究第一人”。

与此同时,金介甫也一直在为沈从文能够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名单而努力。而沈从文在1988年的突然去世,让一切戛然而止。“近些年,已经有两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证实了,如果1988年沈从文没有去世的话,他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话,也许‘沈从文热’会持续的更久。”在这句感叹背后,是金介甫对于沈从文一直被国内学者定义为“乡土作家”的遗憾。曾经,有可能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让人们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评估沈从文的文学价值。

在1995年台北幼狮公司出版的较为完善的中译版《沈从文传》的序言中,金介甫就表达了这样的期许:“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既不再把他的作品局限在乡土方面,也不仅供中国人研究,而要步入世界文学的领域。”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在金介甫为最新再版的《沈从文传》撰写新序时,他依然在努力提醒人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沈从文笔下关于中国城市的故事,或许是当今文学学者们的任务之一。”

金介甫在传记中也渗透了看待沈从文作品的不同视角。他认为,“对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留下了一道辉煌的踪迹,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线索”。在金介甫拜访完沈从文之后所写的《沈从文论》中,对此做了更具体的说明:“1922年,从湘西迁到北京,沈从文就是跨过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这激励着他向他的读者们传递出他感觉到的那种突变。沈从文的品质、性格,以及对于生命的千变万化的惊奇之感在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看到的,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看待都市社会及都市生活的问题而感到愤慨的反应。沈从文的苦涩反映的是有关社会生活的值得重视的素材。”

虽然沈从文自己认为,1922年到1929年期间所写的作品只是不成熟的“习作”。但金介甫在传记中指出,沈的早期作品融会了古今中外各种观点、题材和文学传统,“他’读一切他能消化的东西’,不管它是新是旧,却从不曾对任何一种政治纲领、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表示过归顺之忱”: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1925年)中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提及过“潜意识”;从《圣经·旧约》中学习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从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中受到启发,模仿并创作了具有讽刺和批判意识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在1925到1926年,还创作过话剧和独幕喜剧,融合了诸多文学体裁和叙述方式;《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年)里沿用了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公寓中》(1924年)、《棉鞋》(1925年)、《绝食以后》(1925年)、《不死日记》(1928年)、《一个天才的通信》(1929年)等等这些抒写自我的作品中,把对于城市和社会的不满和青年人“一腔怒火又顾影自怜”的形象刻画的惟妙惟肖;在《岚生同岚生太太》(1926年)、《重君》(1926年)、《呆官日记》(1929年)这些作品中对城市资产阶级、伪知识分子、愚昧官僚以及时局进行了生动的讽刺。除此之外,沈从文更是在抒情小品文、速写、散文、诗歌等各种风格和体裁中切换自如。

此外,金介甫还认为,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之间书写的当代都市生活作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看似脱离政治氛围,更注重人物心理和生命本质的作品在金介甫看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沈的确需要发展新的写作技巧来躲过图书检查,一方面他也用隐喻的方式批评了时局。采访中,金介甫提到沈在1932年所写的《看虹摘星录》,“沈从文最创新的作品在战争时期出现,是用《看虹摘星录》的形式。它给当时文坛带来了一点詹姆斯·乔伊斯的味道,但在战时气氛中这类作品没有被人十分欣赏。”

“在一些文学批评的文章中,虽然沈总是称自己是乡下人,但实际上他是否真的完全认同乡下人,是很难说的。”在谈到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时,金介甫特别强调,“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农村人’,而是苗民或者是手艺人,比如工匠、水手,或者是他的小说《新与旧》里所刻画的刽子手。这些人是没有土地的,可以说是江湖中人。”在金介甫的早期文章中,他对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做了分析,“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心仍留在乡下,从来不在城市和官场——‘我是个乡下人,不懂礼貌’更多的是沈谦虚的说辞,背后是他对城市派系关系的一种拒绝。然而在1934年、1938年和1957年的三次回乡中,湘西地区的日益‘世故化’也让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既不属于乡下,也不属于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异乡人。”

所以,金介甫认为,立足于湘西的风土人情进行创作,只不过是沈从文多年写作摸索出来的一个长期发展方向,而不能简单地把沈笔下的湘西世界看为是一种“思乡病”和“世外桃源”。如果把沈从文笔下的城市和乡下看为一个作家的一体两面,那么沈在都市题材中所掌握的文学技巧和思考也会体现在乡土题材上。在《贵生》、《丈夫》和《夫妇》(1928-1932年)这些作品中,沈从文暗示了乡下人的消极面和旧的乡村秩序的崩溃。这也完全符合沈从文在作品中为他的乡下人提出的两种社会论点:在当今世界,乡下人站不住脚,然而他们颇有感召力量,尽管从世界商业价值看它是不值一文的。

金介甫在传记中认为,“如果读者看不到沈从文作品的现实主义广度,就体会不到他作品的深远意义。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