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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最后的胜利者(下)

雷颐2018-11-05 15:22

(早稻田大学内的大隈重信塑像)

【东瀛视角】

——日本历史人物系列之二

国家道路之争

“文明开化”、“脱亚入欧”是明治维新的导向,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和纲领,真正开始实行起来,明治政府领导人才感到问题重重,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意识到,必须要探讨日本究竟走什么道路和“脱亚入欧”的具体路径了。

1871年11月,岩仓具视率领一众高官访问欧美,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日本究竟应走什么道路。在美国,他们震惊于其繁荣发达。但真正使他们受到强烈震撼的,还是当时最为发达的英国。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厂、造船厂、炼铁厂、机器制造厂、铁路、机车制造厂,还有现代的销售系统、商业网络、制度……这一切使他们顿时经历了休克般的猛击。大久保利通几乎崩溃,他认识到英国这种令人生畏的发达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实业和文化的综合性基础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根本无望实现英国这种现代化。大久保利通本就言语不多,此时更加沉默寡言,以后几乎一言不发,似乎一直陷入沉思之中。

1873年3月初,他们来到德国,见到了俾斯麦。统一不久的德国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们突然发现、找到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因为不久前德国还是许多分裂的小邦国,普鲁士崛起后,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经过1864年的对丹麦战争、1866年的对奥地利战争和1870-1871年的对法国战争,最后统一。在俾斯麦的领导下,迅速统一了军队、政府机构、法律、制度、货币、度量衡、铁路等等。德国统一比日本的“废藩”仅早7个月,日本国情与德国国情确实非常类似,德国正在解决的问题就是日本正在面临的问题,德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方法、措施,对日本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而且,德国发展落后于英国法国,正在实行中央高度集权、举国一致的“追赶”战略,卓有成效。

德国见闻特别是与俾斯麦的会谈,使大久保利通深受启发,大为振奋,从“英国冲击”中恢复过来。他认为德国道路、德国模式就是日本应走的道路和学习模式。此时,日本国内一些政府留守人员希望大久保利通回国处理积压政事,他也认为在德国已经找到了日本现代化道路的答案,考察目的已经达到,不必再到其他国家,于是在5月下旬辞别岩仓使团,提前回国。

日本国情与德国相似、与英国差别太大,因此只能学习德国道路、德国模式,已然成为明治政府的共识。但日本究竟应当走什么道路,确实事关重大,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在几年后仍然引起政坛轩然大波。1868年明治天皇在京都发布著名的“五条誓文”是明治维新的纲领,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所以从1870年代起,逐渐兴起自由民权运动,民众开始批评政府,并且越来越激烈、规模越来越大。面对自由民权运动力量的大发展,决定走德国模式的明治政府从1875年起,态度开始强硬,以法律关闭批评政府的杂志、报纸,并限制政治性集会。

就在决定日本今后走向的关键时刻,明治维新“三杰”在一年内先后去世。主张开放言论、尽早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的木户孝允于1877年5月26日病逝,原定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的计划也被拖延。他的逝世,对大隈重信的损失特别大。因为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他就赏识大隈重信,一直对其青睐有加,大隈重信在不到十年时间能迅速升迁,与木户孝允对他的提携大有关系。木户孝允的辞世,使大隈重信丧失了最重要的政治靠山。

西乡隆盛辞职回乡后建立私学,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还存有大量枪支弹药,3年后达3万人,最终与政府决裂,于1877年2月末造反,发动西南战争。西乡隆盛成为西南军统帅,于9月24日战败身亡。

大久保利通主张强硬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是镇压士族造反的主要领导者,同时策动侵略中国台湾以转移国内不满情绪。他主导的明治政府因为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和士族造反,一时踌躇满志,却没想到在1878年5月中旬被几名主张士族者暗杀身亡。

明治三杰的陆续离世,使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三人成为最高层领袖。在三人政治中,伊藤博文、井上馨都来自长州藩,关系密切,而且长州藩与萨摩藩本来就是倒幕的主力,因此在明治政府中占据要职的人多。如果与他们产生分歧,大隈重信自然居劣势。

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对日本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决定日本最后走什么道路。伊藤博文坚持应走德国立宪道路;大隈重信看到了普鲁士道路的问题,主张走英国式立宪道路。德国宪法与英国宪法之争成为焦点。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主张采取英国式宪法,坚定地站在大隈重信一边。

1881年3月,大隈重信让福泽谕吉的学生为自己起草了宪法草案。主要观点是要求依照民意选举,按选举结果完成政权的更迭。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政党官”,事务官是“永久官”,由选举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推行施政,与伊藤博文的“天皇圣裁来定天下”的方针相反。具有权威的岩仓具视认为,宪法应适用日本的国情国体,日本国情就是树立区别他国的万世一系的皇权体制的国体。

大隈重信知道此事重大,必须保密,他的宪法草案在提交天皇之前应该是不给任何人看的。但不想仍然泄密,被人密报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他们阅后认为太过激,如民众有选举权等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天皇权力受限等等。伊藤博文尤其愤怒,因为此前他把自己准备的宪法草案给大隈重信看过,没想到大隈重信悄悄起草了宪法却不给自己看,认为大隈重信与福泽谕吉结盟,于是公开羞辱大隈重信:“你身居参议要职居然成为福泽之流的傀儡,实在是可笑。”伊藤博文还挑起皇宫内人员也反对大隈重信。本来主张走与日本国情相近的德国道路的人就占大多数,现在许多人又有现实利益,因此支持伊藤博文的力量空前强大,大隈重信陷入孤立。精于权谋的伊藤博文认为最后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在1881年6月27日向朝中重臣岩仓具视表示自己与大隈重信势不两立,并于7月2日正式提出辞呈。

二人谁去谁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辱去留,而是关于未来日本国家道路、发展方向的选择。10月11日,天皇罢免大隈重信一切职务,余党全部被肃清,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其实,在二人的斗争中,选择伊藤博文即选择德国模式,不说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至”。因为当时日本的国情与德国的国情确实最为相近,几年前岩仓使团访问欧洲后其实就确定了学习德国的方针,大隈重信要改变既定方针谈何容易。在国情相似的情况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当走德国道路,只有大隈重信、福泽谕吉等少数人才会不顾国情坚持要走英国道路。他的失败,难以避免。

大隈重信被清除,扫除了日本走德国道路的最后障碍。确定了走德国道路,做事认真的伊藤博文不顾自己已居高位,工作繁重,竟然于1882年3月专门到德国学习宪法、行政法,直到1883年8月才离开德国,学习时间长达一年五个月之久。虽然在德国认真学习宪法、行政法如此之久,伊藤博文仍认为自己知识不足、水平不够,请了两位著名的德国宪法专家担任宪法起草顾问。1889年终于公布了宪法,日本正式进入世界立宪国家之列。

但这部明治宪法赋予天皇极大权力,宪法是钦定而不是国会制定,国会是第二年才成立。宪法修改也不许议会提出,而是根据天皇敕命进行。立宪的核心是限制皇权,但明治宪法中有关皇室的重要事项却都置于议会权限之外。虽然这部宪法规定立法权原则上需要议会通过,但又有许多例外条款,给天皇专行留下广泛余地。统帅、外交、任命、授予荣典等大权全归天皇,完全不容议会置喙。宪法规定,军队完全由天皇控制,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而作为宪法补充的《宪法义解》又进一步明确规定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配备、给养、人事和训练事宜。军队不归议会而直接由天皇领导指挥,给日后军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后来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对外发动“圣战”,这些都是按照德国模式立宪所带来的后果。

政党政治与办学兴教

大隈重信不是造反者、革命者,被赶下台后他未像西乡隆盛那样造反,也未像一些自由民权运动领导人那样转入地下从事反对活动,而是在体制允许的框架内从事政党政治,成立了“立宪改进党”,将政党政治付诸实行。

1885年日本第一届内阁成立,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井上馨任外务大臣。废除自幕末“开国”以来与英美等国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确立关税自主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是日本社会朝野关注的焦点,但井上馨能力有限,废约谈判一直不力,伊藤博文于是只能邀请具有丰富外交谈判经验的大隈重信入阁担任外务大臣,负责谈判。大隈重信于1888年入阁,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确立关税自主等不平等条约谈判。他的方案被国内激进派指责为卖国,在1889年10月遭到激进浪人袭击双足受重伤,此后便不良于行。12月,他被迫辞职。但以后历任外务大臣的修约谈判也进展缓慢,日本最终在1899年废除外国人居留地治外法权,比大隈方案晚了5年;1911年实现关税自主,比大隈方案晚了10年。

1898年6月,政坛变化,大隈重信出面组织内阁,是日本的第一个政党内阁。他以为实行政党政治的时机到来,曾充满信心地说:“此次内阁更迭与历次内阁更迭有着不同的意义。过去的内阁不允许内阁成员加入政党,此次则正好相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时事进步促使我国出现了政党内阁,只要我们上下一致专心国务,本届内阁前途是充满希望的。”但反对者力量强大,这届内阁只维持了短短四个多月,就在11月垮台。

大隈重信第二次组阁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的1914年4月16日,第一次世界大战7月28日爆发了,大隈决定日本参战,于8月23日对德宣战。他的战略目标以日本在华利益最大化,对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政治风云中,大隈内阁于1916年10月总辞职。

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他被解除官职后,除了继续从事政党政治外,还积极投身教育,创办了大名鼎鼎的早稻田大学。

1882年,他被解职后第二年就创办私立“东京专门学校”。由于有西乡隆盛当年辞官后所办私学成为造反重要力量的教训,所以明治政府对此也非常警惕。政治经验丰富的大隈重信非常清楚这一点,虽然住在早稻田附近,但在学校创办后的15年中,他从未进过校园以避嫌疑。1902年10月,学校创办20年,明治政府正式批准为大学,定名为“早稻田大学”。1907年学校创办25周年,他认为不必忌惮任何人而出任早大学校总长。

他的办校方针是强调学术独立,作为私立学校不能不接受私人捐赠维持办学经费,但他规定捐赠者不得干预、甚至过问学术。他认为,政治也不应当干涉学术。1905年,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军伤亡重大,1901年成立的早稻田大学棒球队仍然准备如期到美国参加比赛,受到各方激烈批评、指责,甚至政府都准备出面干预、制止。大隈重信却公开表示,自己举双手支持大学棒球队去美国参赛,校方将全力支持。他说战争是政治家和军人的事,学生只要尽到学生的本分就行。在学校成立40年庆典上,他发表演说,阐述了自己办学的三大理念:一是学问独立,二是学问的实践应用,三是造就模范国民。

大正十一年,1922年1月10日,85岁的大隈重信病逝。

在决定日本道路的关键时刻,大隈重信与伊藤博文发生严重分歧,以他被解职、日本按照伊藤路线发展告终。以国情而论,走德国道路确实最适合日本国情,因此伊藤路线确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和观点。而大隈重信的远见在于看到了这条国情相近道路的危险性,主张不顾国情地走英国道路。当时他是少数派,是失败者,但历史却让他成为胜利者:日本按照伊藤博文的德国模式发展,最后走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给日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过深创巨痛后,在外力作用下最后还是走上了大隈重信主张的英国式道路。伊藤博文的日本占据了中国台湾、吞并了朝鲜,但二战的结果却是日本帝国的崩溃,台湾回归中国,朝鲜独立,伊藤博文的“赫赫功勋”荡然无存。而大隈重信失败后创办的早稻田大学依然存在,已经130余年,成为世界名校。

大隈重信与伊藤博文关于日本道路之争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关于方向和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一旦选错,必将付出惨痛而巨大的代价。

 

雷颐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讲《中国近代史讲析》、《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