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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

陈季冰2018-11-19 17:0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 

1918年11月11日清晨5点过一点,在法国北部贡比涅森林中的一节火车车厢内,法军元帅、协约国联军总司令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代表协约国与德军代表、德国天主教政治人士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签署协议,宣告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不过,灾难并没有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而结束。

根据一些重要政治人士的回忆,埃茨贝格尔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后说“一个7000万人的民族遭受苦难,但没有灭亡。”福煦元帅签字后则拒绝与对面的德国代表握手,稍后他评论道:“这不是和平协议。这是一个为期20年的停战协议。”

恐怕连福煦自己都不曾想到,那一刻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准确预测。1940年6月20日,德法两国军队的代表再次面对面坐在同一地点的同一车厢里。他们签署的是另一份停战协定,或者说是法国的投降书。

这一次轮到德国人羞辱法国人,法国代表被安排坐在将近22年前埃茨贝格尔的座位上。在一群德军将领们的簇拥下,阿道夫·希特勒洋洋得意地登上了那节车厢(一战后期它被用作福煦元帅的移动办公室),后来他还下令将它运回柏林展览。甚至直到1944年4月,盟军已经攻进柏林时,希勒特依然念念不忘那个车厢。他命令纳粹冲锋队将它烧毁,以防再次落到盟军手中。

整整100年以后,2018年11月10日,仍然是在贡比涅森林里同一个地点,法国总统埃曼纽尔·马克龙与德国总理安哥拉·默克尔携手走进停放在那里的一节同时代、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同类型车厢(它现在是一个纪念馆)。他们共同写下留言,向全世界宣示德法的永久和解与对世界和平的坚守。

当默克尔将自己的头靠在马克龙的肩膀上,马克龙紧握着她的双手时,那一幕是感人的。我相信,它不仅传递出德法友谊的明确信号,还蕴含着即将黯然退出欧洲政治舞台的默克尔对正意气风发的马克龙的期冀和祝福——在风雨飘摇的现时欧洲,年长的默克尔将要把自己肩负的沉重使命交到年轻的马克龙手里。

在当今世界,或许没有比法国和德国更不可能爆发战争的两个邻国了。但这一切并不像大多数人现在以为的那样,仿佛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战后欧洲合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的,上月刚刚从欧洲旅行归来的我想一再强调的一个朴素观点是:在两个有着数百年宿怨的邻国之间,在数十个几百年来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剪不清、理还乱的国家之间,能够不打仗,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巨大成就。

这一切绝非理所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有必要纪念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这场战争的最重要现实意义。

“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1914年8月,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葛雷(Edward Grey)望着伦敦政府行政区的点点灯火悲叹。这句话里蕴含着丰富的含义。

但在当时,像葛雷这样深具洞见的人凤毛麟角。对于那场战争以及它将要产生的深刻的政治后果,没有几个人能够预见到。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历史造成的影响,我曾在4年多前纪念一战爆发的两篇文章中叙述过,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遥想一百年前欧洲的那个夏天》,发表于2014年8月4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以及《一战是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发表于2014年8月18日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不过,为了更好地表达本文的主旨,我仍需要对一战的性质、原因及其后果作一提纲挈领式的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基本上局限在欧洲,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围,它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它标志着一个长时期的和平时代的终结,开启了一个长时期的残酷而极端的时代。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差不多在整整一个世纪里,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战争。一战波及30个国家,造成近2000万人死亡(其中战斗人员约850万,非战斗人员约1000万),经济损失高达3300多亿美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1516亿美元)……

战争是革命之母。由一战点燃的世界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拉开了殖民地人民追求独立解放的序幕。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转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支配全球的时代落下了帷幕。战争还在欧洲催生了一种文化上的“末世论”情绪,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18年和1922年出版上下两卷历史著作《西方的没落》,出版后立刻成为当时欧洲最畅销的书,在社会上引发轰动效应。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旧时代”终结了,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各种“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诞生。

一战摧毁了传统的东方专制制度,但西方的自由制度并未因此获得胜利。的确,德意志和沙俄的专制皇权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但战后的政治社会走向却为更为专制的现代极权主义政治奠定了基础。

简言之,人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史无前例的,但人们从战争中获得的教训和收获却又少得可怜。而且,即便是那么少的收获,也没有能够维持太久。战胜国绞尽脑汁地试图避免一战似的灾难重演,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国的努力彻底失败。短短20年后,更大的战火又重新点燃了。

这促使我们探究一战爆发的原因,因为没有一战就不会有二战。一战的战后安排没有消弭导致一战的根源,甚至为更大的冲突埋下了引线。

如果用一句话来粗略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欧洲未能让1870年以后崛起的一个统一而且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德国很好地融入当时的西方和全球体系中,这就是战争(一战和二战)爆发的根源。

19世纪欧洲许多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长期以来都认为,一旦德国实现统一,将触发欧洲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尖锐冲突。1870年以后,他们的预测得到了令人担忧的验证。1000多年来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奇迹般地完成了统一,而且在此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钢产量方面,德国在1865年还低于法国,但到1900年,就超过了法英两国的总和。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而德国仅占13.2%。到1914年时,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4%,已低于德国所占的为14.3%。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德国人认为,必须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他们坚决认为,德国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他们需要并且理应得到“日光下的地盘”。这种说法隐含着一种想要获得如同英国那样的公认的霸权的含义,这自然引起了不安和警惕。

英国人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德国企业已经出现在自己的传统海外市场上,经常用压低价格或者更加“卑劣”的手法去推销其货物;他们还注意到,德国势力作为争夺殖民地的对手已在非洲、近东和远东地区出现;他们还意识到,其他欧洲国家由于期待德意志帝国能够成为经济上的盟友或政治上的后台,都被吸引到了柏林的轨道上去……

但从德国这一边的立场上看,他们沮丧地发现,在世界各地,德国所拥有的几乎所有雄心和抱负都在大英帝国幅员辽阔的全球势力面前寸步难行。德国的实力虽然蒸蒸日上,但它是后来者,全球竞争舞台上的“生存空间”已经被英国(还有紧随其后的法国)等先到者牢牢占据了。

于是,经济——尤其是海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这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与军事冲突的升级。两个国家都开动宣传机器竭力叫嚣,必须建立更加强大的海军力量,以保护本国商船的运输航线安全。

作为新兴势力的德国渴望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而作为守成势力的英国则竭力保住已有的霸权地位。

今天回头来看,这场大规模的冲突并不见得完全不可能化解。但不幸的是,当时的欧洲局势却迫使冲突的双方都不可能、也不愿意采取正确和明智的途径。其中,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不共戴天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最重要的两个背景。

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一战之前的欧洲不稳定因素几乎全都存在:新崛起势力与既有霸权之间的关系正在从不信任、猜忌升级为敌对,而它们各自背后都站立着广大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而激动的人民。

为了取一个整数以便让人们印象更加深刻,协约国当局将1918年11月11日11时定为停火协议正式生效的时刻。

那一刻,成千上万的人们涌上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尽情狂欢,庆祝战争结束,欢呼胜利。就连在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老百姓也纷纷涌向车站、广场,他们庆贺的是屠杀与苦难终于到了尽头。

然而这些狂热的人们中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4年多前当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他们也曾热烈地欢庆过。

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在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半会认为,战败国德国一定是这场战争中最应该受到指责的。但在1914年以前,欧洲的所有大国都患上了富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热病”。其中最突出的是雄心勃勃的泛日耳曼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相对次要的还有大塞尔维亚运动等等……它们相互抵触,将千年来民族杂居的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局势搅得动荡不安。更广泛地说,在全欧洲,人们都在向往着战争,德国只是迫不及待地率先打响了第一枪。

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没有哪种意识形态具有民族主义那样强烈的情感号召力,因此所有政治人士都抑制不住想要利用这种力量。然而事实还证明,民族主义激情易于挑起而难于控制。很少有人愿意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对抗性的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或是民族主义者相互敌对的产物。相反,战斗的双方都把自己装扮成抵抗罪恶力量的正义和神圣的化身。

战争一开始,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和政界领袖们就声称保护弱者的权力和维持至高无上的国际法和道德准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后来,通过雄辩的作者和演说家,协约国被形容成为正在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使这个世界的民主得到保障”,把人类从可诅咒的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

而在对方的阵营里,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下属们则全力以赴地替德国的军事努力作辩护,对德国人民来说,与协约国作战代表着为了至高无上的德国文化而斗争的圣战,为了反对协约国邪恶的围堵政策而保卫祖国的一场正义战争。

因此,与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政府间的对抗,毋宁说是各国人民之间、整个国家之间的全面对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士兵与平民之间的界限更是几乎磨灭的无影无踪了。而在20世纪以前,战争基本上只是当权者之间的争权夺利,普通民众往往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就连知识分子都很少不热情讴歌和赞美战争的。他们中包括了马克斯·韦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亨利·伯格森、伊戈尔·斯塔拉文斯基、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一代巨匠。文化精英们集体放弃了自身的责任,他们宣称,战争是一种“净化”,通过战争可以得到“救赎”。总之,在1914年以前的那几年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战争总有一天会到来。这种战争不可避免地迟早要爆发的观念,促使了战争的到来。

整整一个世纪后的2018年11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仪式上,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70多位国家领导人,以一种庄严的口吻宣布:“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完全相反: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

站在凯旋门前的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老的恶魔正在死灰复燃,准备继续完成他们的制造混乱和死亡的工作。新的意识形态在操纵宗教……有时候,历史可能会重新走上其悲惨的道路,威胁到我们以为我们靠着祖先的鲜血已经确定换来的和平遗产。”

紧接着马克龙发言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立刻呼应了他:“我们认为和平是理所当然的。我担忧一种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再次占上风……孤立在100年前就不是正确答案。在广泛相互关联的当今世界,孤立自己怎么可能是明智的?”

她接着问道:“建设一个机构不容易,但破坏起来却很容易,我深知联合国确实有其运作不理想的地方,但失去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这个世界会更好吗?”答案只能是诱发更大的灾难。

这是两个有着切肤之痛的国家的反思,自然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深切的感悟。而考虑到他们的听众中有靠鼓吹“美国优先”上台的唐纳德·特朗普和誓言要恢复俄罗斯昔日伟大荣光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渴望实现土耳其伟大振兴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这里的含义就更加意味深长。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当天的和平论坛上所说,当下世界的很多因素让人想起20世纪初期与1930年代,让人担忧那种隐性的传导的破坏力量。

然而,今天当我们试图从历史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时,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反面教材。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战的所有灾难性后果中,最重要的不是战争本身带来的,而是对战后欧洲秩序的短视和错误的安排而导致的。

实际上,随着战争的残酷深入,特别是西线战局的僵持不下,到1916年以后,许多人逐渐认清了这场战争不可能有赢家的前景,他们放弃两年前的狂热,开始作出各种尝试以去促成和平谈判,其中包括191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以及同年8月1日教皇本笃十五世的呼吁。

但在所有和平建议中,最著名的要数威尔逊总统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发言中归纳的“十四点”建议。这里简略概括如下:1,“公开地缔结盟约”,也就是废止过去臭名昭著的“秘密外交”;2,海上的航行自由;3,拆除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壁垒;4,裁减军备,“把军队缩减到保障安全的最低限度”;5,考虑到有关民族的权益,公正地调整对殖民地的要求;6,从俄国撤军;7,恢复比利时的独立;8,把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9,“沿着可以清楚地辨别的民族界限”调整意大利的边界;10,奥匈人民的自治;11,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给塞尔维亚以入海的通路;12,使从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海峡“永久开放”,给土耳其人民以自治;13,一个独立的波兰,“让不可争辩的波兰人居住”,并给予入海的通路;14,建立国际联盟。

在威尔逊总统的这份后来被称为《十四点和平纲领》的战后秩序规划建议中,最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欢迎的是最后一条:“必须成立广泛的国际联合组织,制定专门条款,使各国不论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后来,它也成为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和所有弱小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当时,人们有充分理由期待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在战后的协议中得到落实。然而,在随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通过的作为安排战后秩序的《凡尔赛和约》,被证明是对威尔逊“十四点建议”的全面阉割。它足以作为一个失败的反面典型而永载史册,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诸国的血腥冲突,事实上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凡尔赛合约》!

《凡尔赛和约》造成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不仅导致一战的旧的矛盾冲突没有弥合,又播下了新的矛盾冲突的种子。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正是根植于这份条约。

简单地说,《凡尔赛和约》的首要目的就是试图永久性地压制德国,并且不让共产党俄国成为合法政权,但不久便明白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法国人唯恐有朝一日德国会再度崛起,为了防止德国的复兴,确保自己的安全和欧洲的集体安全,在法国的主导下,与心不在焉的英国人一起拟定了《凡尔赛和约》,但这些盘算后来都失败了。

法国坚持要德国偿还赔款,赔款的数额在《凡尔赛和约》里没有说明,但在1921年的赔款委员会上定为1320亿金马克,相当于350亿美元,这个数目是德国无论如何都偿还不了的。更滑稽的是,法国最初要求德国上缴的武器比德国实际所有的还多……

法国对德国进行肆意侮辱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原本,专制的德意志帝国垮台后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政体,它自身也希望能够以良好的表现来赢得英法两个老牌民主政体的接纳,进而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去。但在法国人狭隘的气量和心胸面前,这成了一厢情愿。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被迫承受种种负担——凡尔赛和约、赔款、1923年的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1923年,当德国当年的赔款没有交出的时候,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区。

民族义愤的叫喊声响彻德国云霄,自从1919年以后就获得相当多追随者的希特勒和纳粹党,谴责魏玛共和国对法国人奴颜婢膝,他们断定夺权的时机到来了。在1923年年底,褐衫党人模仿前年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在慕尼黑发起了“啤酒馆暴动”。希特勒跳到台上,用左轮手枪向天花板开了一枪,并喊到“民族革命爆发了”。但是,警察迅速镇压了这次骚动,希特勒被判处5年监禁。

不幸的是,软弱的魏玛民主政体对自己的敌人太过宽大为怀了。希特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释放了,正是那段时间,他在狱中写出了《我的奋斗》这本书。

《凡尔赛和约》的第二个目标是反共,它试图将德国崛起的势力引向在沙俄废墟上新生的苏联。

一战以后,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势力蓬勃壮大,这引起了地主、资本家和其他有产者的恐慌。实际上,早在一战尚未结束时,在英国,人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对德国的恐惧。

由于《凡尔赛和约》像紧箍咒一样套在德国的脖子上,让它喘不过气来,魏玛政府不得不转向俄国,因为俄国没有参与《凡尔赛和约》,也没有要求赔款。1922年,德国与俄国达成《拉巴洛条约》,它虽然伪装成仅仅是一项贸易条约,但却为两国之间打通了政治合作的道路,甚至还打开了均势合作的道理。在后来的岁月里,苏联从德国获得力量所需的工业产品,来自俄国的订货单让德国的工厂一派繁荣;德国军队还派遣军官和技术人员去指导苏联红军。德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原来自称斯巴达克团,后来因加入第三国际而统一改名共产党。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国共产党得票600万张,占总选票的1/7多。如同先前意大利已经发生的情形一样,一部分资本家和容克地主认为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危险日益增长,感到惊恐不安。他们于是暗中支持法西斯主义上台,认为这事两害相权取其轻。

纳粹德国和布尔什维克俄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互为死敌,但到了1939年,它们通过一纸旨在瓜分波兰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成为准盟友。尽管在这之前不久,希特勒还曾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地球上的渣滓”,而斯大林也曾说纳粹是“血腥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到了这个时候,西方政府发现为时已晚。

根据威尔逊的建议,《凡尔赛和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战后建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但国联从来就没有取得所期望达到的成果,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它在排除战争危险中起到过一些作用。但那主要是因为交战者都是小国家,而且背后也没有什么后台。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大国参与这些争端,国联总是失败。

这种结果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竟然是,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本国总统一手促成的合约。美国最后单方面退出了合约的签订,也拒绝加入国联,使得它完全失去了成立的意义。在当时的美国,也像今天一样弥漫着一股“美国优先”的反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

随着威尔逊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他自己国内的失败,国联本身基本上又成为了一战之前的那种国际联盟——是战胜国对付战败国的一种联盟。原本的欧洲两强,事实上可说世界两强——德国和俄国分别直到1926年和1934年才被允许加入国联。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洲上空的战争阴云已经再度密布了。

威尔逊是出身普林斯顿的政治学者、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热情理想。他主张借国联这个国际组织,在纠纷扩大失控之前,当事国就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公正透明地解决。不能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或不切实际的,只是在当时,由于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因素,使得他的美好理想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实施。

一战以后的战后安排,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更加不稳定的均势来代替旧的均势。合约签字的墨迹未干,战胜国就开始构筑一系列新的联盟来保持它们对战败国的优势。

不过,虽然国联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但它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陈季冰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