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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消化生铁——银幕上的阿尔茨海默症

周泽雄2018-11-19 18:2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周泽雄/文

“相比阿尔茨海默症,我宁可生癌。”爱丽丝教授如是说。

看《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2014年)之前,我略有犹豫。那是一部反映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患者的影片,它不会让人好受,也不会有太多的智性利益。我对该病的了解虽不能与专业人士相比,说到结论性内容,倒相差不多。专业和业余人士都知道,这是一种成因不明、苦恼万端、治疗无望、尊严丧尽的顽症,在他种疾病里最令人畏惧的死亡,反倒是该病唯一可以期待的转机。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出现在任何人身上,即,并非自以为生活方式正确、人生态度积极、身体健康、智力卓越且人生处于顺风满帆中,就有望避免它。它不按常理出牌。

电影《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里一位法官认为:“所有的法官都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他们的消化能力。”他接着补充道,“我可以消化生铁。”我想说,我也愿意吞咽银幕上的生铁,只要电影优秀就行。朱丽安·摩尔凭此片摘得奥斯卡影后,至少证明影片值得一看。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真实言行,几乎不可能在银幕上忠实还原,再严谨的编导,也难免有所美化,《依然爱丽丝》也不例外。然而,观众仍能看到令人揪心、窒息的生命苦难。

假如这种病尚存一丝痊愈可能,爱丽丝就最有可能获得救赎。角色被设定为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著有《从神经元到名词》,是世界范围内语言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研究内容与阿尔茨海默症状也有隐含关联,其学者丈夫约翰的学术研究亦与医学有关。那些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的医学概念,倒是这对夫妻的家常言谈。爱丽丝意识到大脑出问题时,年仅50岁,她的自我意识是如此敏锐,告知丈夫实情时,丈夫尚毫无察觉。参照癌症治疗中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原则,爱丽丝在疾病的萌芽期就捕捉到了它;她没有讳疾忌医,为她做检查的也是一名有声望的医师。她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喜欢跑步;她有着不错的幽默感,演讲中突然出现失忆,她会用“我就知道中午不该喝那杯香槟”来解嘲。在疾病尚未击倒她之前,她能准确辨析不同遗忘的区别,当丈夫试图用自己几天前忘记了“葡萄糖”的拼写来说明妻子夸大病情时,爱丽丝告诉约翰:阿尔茨海默症的失忆,就像某件东西从大脑里彻底消失了,它与偶尔记不住单词的行为,缺乏可比性。总之,相比那些晚年才遭遇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爱丽丝按说拥有更多精力与疾病周旋。

爱丽丝属于罕见但并非怪异的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该病的命名者德国精神病学家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最早研究的一名女病人,就只有51岁),病因来自家族遗传。确信自己得病后,爱丽丝教授的努力是惊人的,也极为悲壮。为了抵抗遗忘,她坚持在手机上做拼字游戏,做饭时则在小黑板上记下单词,随时检查。虽然不情愿,她戴上了一个手环,随时提醒自己是记忆受损者。意识到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之后,她冷静地做了一个视频,对着电脑屏幕,她向日后必然面目全非的自己叮嘱道:

嗨,爱丽丝,我是你。楼上梳妆台上有个蓝色台灯,灯下第一个抽屉里有一瓶药,上面写着“就着水把所有的药喝掉”,然后躺下来睡觉,好吗?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做的事。当你回答不出问题,打开电脑上名叫“蝴蝶”的文件夹。

“蝴蝶”来自她少女时代的记忆。她初次听说蝴蝶只能活一个月,很是难过,母亲安慰她说:“蝴蝶用尽一生,只为活得美好。”现在这也是她的愿望。如果顺利,这个视频将是她凭借残存的理性和高贵,给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个机会。可惜,当她某天打算这么做时,照顾她的阿姨突然打开家门,爱丽丝惊恐之下打翻了药瓶,她再也想不起自己要做什么了。此后,她只能任由岁月沉入黑暗,那种连银幕都不忍再现的黑暗。在这种并不致命的疾病面前,她的年轻反而成了巨大劣势。

片名“依然爱丽丝”的寓意,源于丈夫约翰对子女的告诫和祈愿:丈夫希望子女永远记住母亲的聪慧和美好。这个朴素的祈愿,日后被证明是奢侈的。事实上,亚历克·鲍德温扮演的约翰,尽管作为丈夫可以得到8.5的高分,最后仍打算借机逃离,把老伴交给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扮演的女儿来照料。几乎不能想象,热爱演艺事业的女儿会长期照顾她,那意味着女儿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

有抱负的成名演员选择角色时,要么认可其挑战性,要么确信自己的人生经验可以赋予角色光芒。我相信朱丽安·摩尔两者兼而有之,在影片里,她在病情的每一个重要下降点,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表演,从最初的迷茫、尴尬、窘迫和恐惧,到日后的眼神散乱、嗒焉若丧,演得丝丝入扣,极为感人。阿尔茨海默症不存在特别的秘密,也不允许出现神奇反转,这对编导是一种挑战,他们安排人物、推进情节时会受到疾病原理的限制。演员面临的挑战更大,她不是在扮演一种具有陌生化特质的疾病,熟悉病情的观众大有人在,而疾病本身的残酷也会降低观众的娱乐消遣之念,他们甚至会像专家会诊那样鉴定她的表演。演员成功了,这极不容易。

影片结尾时,景深变化把女主角没入虚幻中。我们看不清她,也不忍看清她。她不堪设想的人生已然命中注定,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如爱丽丝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我每一天都在学习失落的艺术。这是地狱,而事情还在更糟。”

附带一说,影片的联合编导之一理查德·格雷泽,于电影拍摄前被诊断出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俗称渐冻人),并在影片上映后不久去世。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亦有此疾。

如何评价这类给观众带来烦闷和绝望的影片呢?

阿尔茨海默症是人类疾病中唯一按发现者命名的疾病,没有特别的文化和宗教来头,既不能告解于上帝,也无法归罪于魔鬼;它只是人类的现实梦魇。

阿尔茨海默症使生活突然毫无指望,它颠倒生命与奋斗的价值,它是“心灵鸡汤”的泄药、励志学的杀手、感伤文学的天敌。爱丽丝的病因是家族遗传,这意味着她不仅会拖累家人,还会贻害下一代,尽管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她是受害者,也是被动的施害者,她的无辜性不亚于任何人。在此之前,她所做的只是使自己变得优秀,她也的确变得非常优秀。这种优秀原本配得上最好的回报,谁知,一种针对撒旦也嫌过重的惩罚,降临到她身上——即使对撒旦,我们不也得遵循“恶恶止其身”的司法精髓,不作兴株连的吗?

受票房牵制的电影,常被视为逃避的艺术。一般说来,电影总是表现他者的生活,而非你我的生活,它更擅长制造光明,而非让观众沉溺于黑暗。当然,电影不会屏蔽苦难,表现苦难的电影还容易获得更高的艺术和道德评价,但银幕上的苦难往往与观众隔着一道现实之墙,编导必须先确保这堵墙矗立着,再努力打破苦难与观众之间的心理之墙。观众只是苦难的旁观者,他们从银幕上体验同情和悲悯,升华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感,却不必当真以为自己也会遭遇这种苦难。有时,影评家为了提升寓意,会将作品境界提升到人类整体的高度,制造一种“一人受难,寰球不安”的效应,但那顶多只是心理效应,观众的旁观者身份并未改变。

即使那些以展示人间地狱为特征的电影,电影人也不忘增加一点亮色,名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即留了一个光明尾巴,主人公成功越狱,在一个美丽小岛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以纳粹集中营为题材的黑白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非常压抑,最终仍出现了一抹红色;《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钢琴家》(The Pi-anist)和《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等也是如此,观众只要坚持,总能在尾声得到心情补偿。

当然也有例外,如法国电影《爱》(Amour,2012年),仅仅凝视海报上的老人表情,就叫人凛然生悲。影片一开始就宣告了女主人公的死讯:枯瘦的老人躺在床上,身边散置着失去色泽的花瓣,观众的心始终悬着,他们将猜想老太太是怎么死的。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编导用凌迟般的艺术刀斧,细腻展示了这对恩爱老夫妻的毁灭之路。在老太太中风之前,两位老人过着平静优雅的生活,音乐是他们共同的爱好。疾病摧毁了一切,老夫妇万念俱灰,最终,步履迟缓的老人在巨大悲痛和绝望爱意的支使下,用枕头闷死了老伴,自己则坦然静候死神的钟声。两位老人的杰出扮演者也都年逾八旬,埃玛妞·丽娃更是达到85岁——观众曾在《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里见过她明艳动人的表演——这让我们额外多出一份忐忑。

就电影来说,拒绝回报观众以温情,苦难场景一路向下,是不同寻常的。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一大区别正在于,在艺术世界,违规非但不属犯罪,往往构成一种真正的崇高。只要敢于消化生铁,我们的观影经验也会得到有意味的刷新。

晚年罹患癌症的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曾围绕疾病和病人的处境,先后写下两篇文章:《关于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与隐喻》,作者从“隐喻”角度——她说过:“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对癌症、肺结核、梅毒和艾滋病等疾病给人带来的苦难,作了博学的考察,两文闪烁着卓越的人文思想和人道光芒。但是,她没有考察阿尔茨海默症,这多少有点遗憾。

阿尔茨海默症比她提到的疾病可怕得多。因为,只要大脑功能尚存,人的高贵就不会泯灭,个体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罹患癌症后笔耕不辍的桑塔格本人,就提供了最好证明。在一些科幻片里,如《我,机器人》(I,Robot)和《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编导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具备高度仿真的思维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们对机器人也会投射出真诚的人类情感。美国著名医师舍温·纽兰教授撰有《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一书,他在考察老年痴呆者那一章的结尾,用沉痛的语言写道:

确诊为阿尔茨海默氏症后,没有什么安慰病人的办法。良好的护理,志愿小组以及亲友的关心,可以减轻病人一些痛苦,但是这个被人所爱的病人最终还得走过非常痛苦的阴暗山谷,所有的东西已经永远失去了原来的面貌。这样的死亡无庄严可言。这是自然的专断行为;是自然对人类有意冒犯造成的牺牲品。

敢于表现这个题材的电影人是值得敬佩的,即使他们忍不住进行美化。

影片《恋恋笔记本》(The Note-book,2004年)的情节设计,来自老伴对丈夫的一项嘱托:艾莉获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后,关照丈夫诺亚:“给我念笔记本上的故事,我会记起来。”那本精致的笔记本,记录了两人的相爱传奇。

这当然非常感伤。自身也有心脏病的诺亚,住进老伴的康复疗养院,从此天天为她讲故事。总是一袭鲜红衣服的艾莉已认不出诺亚,所以,诺亚需要掌握沟通技巧,他每天都必须消除老伴的敌意,只有赢得信任,故事才得以讲述。有些读者可能会想到同年放映的另一部好莱坞喜剧片《初恋50次》(50 First Dates),片中男主角爱上一名记忆只能维持一天的女孩,他必须每天展开全新追求,无论进展多么顺利,姑娘次日醒来必然全部忘记,男主人公只能抖擞精神,重新来过,即使在两人结婚,姑娘怀上孩子以后,重新确认的例行仪式仍不能有一日中断。观众看到的都是浪漫,而假如真有其事,编导省略的内容,定然无比磨人。诺亚的处境更糟糕,就算他偶尔唤起了老伴记忆,该记忆顶多维持五分钟,艾莉随后就翻脸不认人,还可能将自己“超级情种”的丈夫视为老流氓。艾莉早已不认识子女,子女来探望时,必须假装是路人,才有望避免她的无名火。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常会伴随一种“感情泯灭”状态,他们须臾离不开别人照料,又时常表现出对照料者的无视和伤害——对此类伤心细节,编导只能悄悄略过。诺亚是万里挑一的好丈夫,有着无穷爱意和无限耐心,如此,这个较为勉强的故事,才能继续。

编导竭力把影片拍得美好,为了衬托爱情的感人,诺亚对艾莉由一见钟情到终身不渝的感情,始于一个滑稽的审美角度:艾莉坐在旋转木马上,正以大概每分钟三圈的速度旋转,诺亚一瞥之下,竟然确认了自己的终生伴侣。诺亚的求爱方式极为独特,大多带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跳上正在转动的游乐场大转盘,单手悬在半空,胁迫艾莉答应与他约会;在深夜的小镇十字路口,邀请艾莉与自己双双躺倒在街中央,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明灭及头顶的星空;诺亚在公交车上瞥见行走的艾莉,他强行扳动刹车闸,违规下车——绝对是一个需要拘留十天的高危行为。为了掩饰苦难、营造浪漫,编导拼劲十足。

影片结尾,两个老人依偎在床上,手指相扣,借助梦境之舟,双双进入了天国,一群白色候鸟优美地掠过银幕,飞回两人共同的家园。不用说,这是一个只能存在于胶片现实中的场景,于情于理,它都很难真实发生。医生提醒诺亚,不要对老伴的康复抱有幻想,“老年痴呆是不可逆转的”,诺亚回了医生一句漂亮台词:“科学不能战胜上帝。”的确,上帝最好是个诗人,愿意替人类一切美好词句埋单。

另一部电影《爱在记忆消逝前》(The Leisure Seeker,2017年)要勇敢一些,并且提供了关于癌症与阿尔茨海默症的苦涩对比。

一对有教养的老年夫妻,唐纳德·萨瑟兰扮演的丈夫约翰曾是文学教授,海明威的狂热粉丝,不幸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力差得可笑;妻子艾拉已是癌症晚期,需要住院。两人做出了一个非常美国式的决定:开着家里那辆“寻找悠闲号”老款房车,从北方一路南下,直到最南端的佛罗里达,完成一次文学追梦之旅。

如以距离死神远近作为疾病的参照,影后海伦·米勒扮演的艾拉,本该更令人牵挂,实情却非如此。约翰的失忆情况并未达到《恋恋笔记本》里艾莉的程度,他的记忆断断续续,偶尔还能流畅背诵海明威的作品,但他一直是情况更糟的那一个,须臾离不得妻子,当记忆突然塌陷,他会撂下妻子把车开走,驶向某个自己也不知晓的地方。艾拉始终有着坚强的理智和判断力(说实话,作为晚期癌症患者的老人,她走路的样子也过于矫健了),她一边与疾病偷偷搏斗,一边又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意外。意外除了来自丈夫,还包括路上遇到的两个小劫匪:艾拉从车上拿出了猎枪。

影片基调不乏喜剧元素,约翰身上那股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特有的嫉妒心,给观众带来不少笑料。但只要牵涉到这种病,再乐观的编导也必须遵守其黑暗铁律:没有转机,死亡之路即救赎之门。影片结尾,早有筹备的艾拉,决心与老伴携手走向大限。她静静地给子女写好遗书,给傻呵呵的丈夫服用了药片,然后,关紧房车车门,打开事先设置好的一根汽油管道,最后一次睡在老伴身边,那即将到来的窒息,将替两人完成超度——肯定不是悲剧,观众会认为:这是不能再好的结局。

的确,只有癌症患者有能力作此决策,如我们在《依然爱丽丝》里看到的,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没有终结自身的意志和执行力,哪怕他们更希望如此。艾拉其实也是在完成约翰的愿望,老教授曾在清醒之际提醒老伴,关键时刻把手枪递到自己手上,再吻自己两下,作为行动暗号,自己就会明白。明显的事实是,艾拉此时把手枪递给他,约翰已无法明白过来。

自杀等于自救,谋杀等于挚爱,这是阿尔茨海默症题材特有的叙事。在秋昌旼导演的韩国影片《我爱你》里,一对类似处境的夫妻,也以类似方式双双死亡。这类生活中的低概率事件在电影里高频率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可怕:编导一个个被逼得毫无新意。它还说明了一个事实,人类文明在医学、卫生和食品健康等方面的发展,给人带来了长寿,却没有同时带给人应对苦难疾病的能力。一些不幸的人——相当于在随机抽签的摇筒里抽出下下签——不得不面临一个漫长的下降通道,使生命持续地失去尊严和意义。这类悲惨主题通常由文字世界负责面对,我们应该感谢电影人的开拓和勇气,尝试着在银幕上“消化生铁”。

 

周泽雄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