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大木仓胡同树影依然——王小波逝世20周年纪念

李大兴2017-04-11 11:13

李大兴/文

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去世20周年忌日,2006年的这一天我曾写过一篇《回忆早年的王小波》,当时觉得9年已经很久远,没想到一转眼又过去了11年。他的同龄人在渐渐老去,就连比他小8岁多的我都奔六了。时间把过往封存进历史,而叙述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与平静。曾经发生的事情其实已无声无息,在微信里收到40多年前在教育部大院老树下青葱少年的照片,大约1968年一群十四五岁教育部大院子弟。时光流逝,朋友告诉我,那棵据说有300年的树依然健在。然而如今人已不再,无论生者还是死者,只有树影依然。

20年来,有关王小波的评论、分析、回忆汗牛充栋。我本不想再写,前些天因为上一篇文章收入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拙文小集,责任编辑要我找两张王小波的照片做插图,我只好求助于两代世交,而又和小波是同一个大院长大的好友胡贝。胡贝二话不说,一会儿就给我发过来两张从未发表过的照片。我看着照片里小波显得那么年轻,还有熟悉的字迹,忽然有了想要写几句的感觉与愿望。

360反馈意见截图16360809898778

 

360反馈意见截图1642110598125125

我想比我有资格写王小波的人大有人在: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编辑与文字知音。我一直记得黎澍先生在《忆田家英》里的话:“尽管我们思想、兴趣都很一致,谈话常常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依然感觉对他所知不多,未敢谬托知己,妄加评论。”这是黎澍先生在田家英去世20年后写的,其实他和田家英同事加朋友,在运动频仍、人与人彼此戒备的年代还在一起议论国事,交往非同一般,然而还这么讲,足见其作为历史学家的谨慎。

我因为年龄的差距,少年时只有偶尔听小波侃的份儿。我上大学不久就去留学,与原先的世界骤然隔绝。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国际电话昂贵到轻易不敢打,中国也远远没有很开放。除了手写的书信,鲜有其他联系方式,去国离乡日久后,就渐渐和以前熟悉的亲友大半没了联系。所以我从青年时起和小波不曾来往,只是从家人那里听到他的消息。不过他的小说在那里、他的思想在杂文里、他的经历也不复杂,并不需要我的赘述。

1985年秋天,母亲在信里告诉我,小波的父亲王方名伯伯突然去世。父亲1994年是这样写的:“1985年是抗战胜利的四十周年。我们这些从‘九·一八’以后就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奋斗的一代人,这时都已经老了……1985年9月3日下午,就在人民大会堂开盛大的纪念会并向全国直播现场情况的时候,王方名面对着电视机,在床上靠着被子与世长辞了!当时,他家中无人,孩子们不在,夫人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他独自一人在收看纪念会的实况。我想,他此时一定有很深的感触。”

因为小波,王方名(以下为行文方便略去尊称)也渐为人知。我看到国内学者智效民前年发表文章纪念王方名去世30周年,内容多半来自父亲的回忆《我的好友王方名》。父亲和王方名从1934年在川东师范(现西南大学前身)同学到1985年,相交整整半个世纪。他们在1935年共同创办学生团体“众志学会”时,父亲17岁、王方名19岁,他们共同的“老大哥”和指路人是24岁的李成之,后改名李直,其子是著名小说家李锐。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父亲当选重庆学联主席,王方名是实际上的秘书长,而且他擅四六骈文,文采飞扬,各种宣言文章多出其手。1937年他们又一起从万县去延安,在陕北公学再一次同学。后来父亲去太行山,王方名去山东,从此失去联系。

1953年,父亲在人民大学负责教务,在一次座谈会上见到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代表发言,赫然就是王方名。父亲大为惊讶,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约他到家里。王方名来到家里后,忍不住大哭一场。原来他在“三反”时响应党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导致领导对他极为不满。“恰在此时,四川转来了王方名家乡农会揭露他父亲恶霸地主的罪行材料,并附有王方名给他父亲的信,因此控告王方名包庇地主家庭......高教部领导一见这些材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方名当作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党籍。”于是他从教育部政治教育专员被发配到人大附中当老师。这一年王小波出生,取名就隐含了人生遭遇波折之意。

父亲在文中没有明确讲王方名之父的结局,据我的记忆应该是被镇压了,但是具体情况我并不知道。祖父和父亲的遭遇,在小波和王家兄弟姐妹的心中留下怎样的隐痛无法估量,这也是他那一代里许多人的命运。

父亲后来帮助王方名调入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任教,他发表文章反对逻辑的阶级性、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接见并设便宴请持同样意见的周谷城和他,据说江青亲自端一盘鱼上桌。这次宴请后,王方名的处境大为改善,与许多人相比还算幸运。但是文革一来,他也在劫难逃,所有文稿和资料都散失了。

大木仓胡同东口在西单北大街上,对面就是西单商场。南面是稻香村,北面几步路就是22路公共汽车站,旁边有一家湖南菜饭馆,当年是北京很少见的有炖狗肉的餐厅。从东口进胡同走不远,胡同就往右折,过几户人家再左转向西。过二龙路中学,往前走一点就到了35号教育部大院。继续走一段,大木仓胡同第二次左转向南,路西是邮电医院,路东是师大女附中。

教育部大院曾经是清朝的郑王府,据说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王小波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另外一个名人是汪国真。我虽然不迷信,不过他们两位确实享寿不永。

去年早春一个晴朗泠冽的上午,坐地铁去了西单。从地下升起,十字路口已经不可辨认。仔细看一下方位,原来我站在东北角,1979年这里是一道长长的墙,人称西单墙。如今是一片宽阔的广场,有警察站岗。30多年的光阴,北京从一个第三世界的首都进化成一个世界都市,几乎没有留下一点旧痕。

大木仓胡同,自然也是完全认不出来了。路南是一个时尚的购物中心,里面看到许多熟悉的美国品牌。小时候觉得蛮远的路,如今走来不过几分钟而已。岁月的流逝也是如此,觉得很长,其实过得很快。大木仓胡同35号的大门还在那里,教育部已经搬走,现在挂着一块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牌子。当年的平房院子已经盖了楼,我熟悉的地方似乎都已风景不再。我走进院子里,想要寻找那棵古树。不到一分钟,不知从哪里忽然走出一个保安,告诉我这个大院不许闲人进入。我向他解释,可是小伙子根本不听,只是坚决地摇着头请我出去。于是我在阔别40年后,无缘再走到树下。

从我记事起,就经常见到王伯伯、宋华阿姨和他的孩子们。两家直到文革结束,来往相当密切,可以说是历经患难之交。倒是文革结束后,两家子女各忙各的,渐行渐远。我16岁以前的记忆里,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大木仓胡同35号。这是因为在教育部大院里有父母的两家好朋友:王方名是一家,另一家是胡沙叔叔(以下为行文方便略去尊称)。他是父亲的同事也是朋友,比父亲年青9岁,我由此明白要称呼比父亲年长者伯伯、年青者叔叔。父亲主持人民大学教务部工作时,胡沙任部秘书,十分能干,几年后调高教部升任高教二司副司长,后曾任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人,虽然正规教育好像连中学都没有上过,却自学了几门外语。虽然肤色略黑,胡沙叔叔看上去很有风度,尤其是抽雪茄或烟斗时的样子。

当年郑王府里的一个个院落真是很大,西面拆了盖楼、修操场,但是进门往北的院子至少到1980年代初还保持着原样。一个四合院有几十间房子,胡沙家住西南角三间西厢房,王方名家住东南角两间南屋和隔着两步路的一间东厢房。小波就住在这间单独的东厢房,他的哥哥小平在门头沟煤矿、弟弟晨光在北京卷烟厂,都不常回来,这间屋就成了小波和他的朋友们的据点。每一次进去都是烟雾弥漫,不过晨光从卷烟厂里带回来的没有商标的烟,大多像凤凰牌香烟一样,有一股巧克力的香味。

父母那一代每家有三五个孩子是平常事:王家五个、胡家三个、我家四个都属于正常范围,大多年龄相仿,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玩。其中只有我一个六零后,来到这个世界属于意外事故,比别家最小的还小五岁。这一年龄差距,让我在更多时候是大人和大孩子们的听众与看客。幸好我能够背诵不少古诗词、从《各国概况》记住世界各国面积、首都和国家元首的名字,还有1946年至1949年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队编制番号和军师长的名字,被认为是一个聪明孩子;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从小棋牌类一玩就会、无师自通,虽然水准不高但是一般足够和大人或者大孩子一起玩,因而总能混进去。文革中没有其他娱乐,无论大人小孩都下棋打牌。1970年代中,胡沙叔叔从常驻巴黎回来后,喜欢打桥牌,我时常上他家的牌桌。

不打牌的时候,我会到小波屋里听他和他的朋友们神侃,看看有什么书可借或者交换。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说过:“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不止文字,我们的思想与审美,也多半来自译著。我们的局限与残缺,也往往由于能够读到的舶来资源断片或偏颇。在我1975年的日记里,还有去教育部大院听贝多芬《英雄》、《命运》交响乐黑胶的记载。

我想他的另一层意思是,我们没有从父辈那里师承什么。小波是五个孩子里的老四,本来多子女家庭到后来父母就根本顾不过来,何况王方名不管家里和孩子的事,宋华工作素来积极,所以他上学到初一赶上文革,从1966年到1978年考上大学,12年没有教育、没有师承。幸运的是,家里多少有点书,亲友同学之间各种书传阅,其中好看的大多是译著。这些译著既是启蒙,更提供了审视与反思的支点与角度。

父亲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王方名晚年与子女之间的分歧,从他的角度折射出两代人之间的张力。事实上,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在对父辈的批判中成长。虽然人到中年以后,多了些“同情之了解”,但并不意味着师承。在断裂发生后的一片荒漠里,几乎不存在所谓“家学”或者传承。

父亲和王方名的一生,从小城热血青年成长为红色知识分子,历经各种变换颠簸,同时也是他那一代人不断审视、反思乃至回归的过程。至于能走到哪一步,端看个人的悟性、造化与寿数,而且在这个分歧的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判断标准。

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张力是一种必然。所以那时我对父亲的龙门阵不以为然,却偶尔会爱听王方名伯伯的天马行空。艰难岁月比杀猪刀锋利许多,对人的精神摧残并不因际遇的改善而成为过去。我觉得他还很有想象力,但是说话跳跃。记不清是我还是家兄,把这种思路的飘忽不定称为“精神飘逸症”,父亲听了很感慨,后来把这个词也写进了回忆中。

近年来,不断有认识的人死去,挽联都写过许多副,又经历了父母的过世,听到讣告也就不会有太多的震惊。这也是人之常情:随着年轮的增长,对死亡的发生逐渐习惯、接受与麻木,这与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1997年4月13日晚九时许,作家顾晓阳从洛杉矶来电话,告诉我小波走了。电话打得并不长,因为我们都有点说不出话。我记得晓阳说了好几次“我靠”,这本来就是五零后、六零后北京人的口头禅,但是那天晚上频度之高,大约是情绪激动的一种表达吧。晓阳是人大中文系78级,和王小波同年级不同系。由于母亲都在人大工作,又都和我家是世交而熟悉。晓阳也是从小就写小说,不过风格和王小波完全不同。他熟知北京胡同里的各种词语,是电影《不见不散》的编剧,他还是当下罕见的能写文言文的作家,有一系列近于《世说新语》的故事,最近时不时发表在《财新周刊》上。

那年夏天出差回国,家兄告诉我,小波去世前两个星期,他偶然在路上遇见小波,觉得他脸色不太好,还问了一句“你最近身体好吧?”小波回答说还行。家兄后来回忆起当时觉得他嘴唇颜色有一点深,可是没多想,哪知道人一下子就没了,那次偶遇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小波。

小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代人里第一个走的。他在世时已经得到联合文学奖,杂文也很受欢迎,骤然辞世后名声鹊起。纪念文集编撰时,似乎编辑曾经约稿,不过家兄都是闲云野鹤、述而不作之人,又不愿曝光与热闹,所以没有答应。我也觉得写悼亡文章是最不可以应命而作的,所以当时不曾动笔,只是读了一些他的作品,也算是内心一种默默的悼念吧。

更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晨光在底特律遇劫被杀。晨光的死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的,在感觉上比小波去世还让我震惊难过。案发不久,我在一次活动上遇见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侨务组长丁领事,因为案件就发生在离我开车4个多小时的地方,是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管区,丁领事一直在参与处理。那天晚上他给我讲了一下经过,可是当然没有说名字,我自然也不会问。

一想到宋华阿姨连失二子,真是写不出一个字。过了8年后,我才写了第一篇文章,最后一句是“愿小波和晨光在天之灵安息。”

胡贝是胡沙叔叔次子,文革中不到16岁、身体看上去还没发育完全,就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几年后,他当了兵,但是身材一直瘦小。听说他军事方面相当优秀,是教官级别的,不过文革结束后他还是复员回到北京。他是一个很爱琢磨、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后来几乎无师自通地成了一个据说业内颇有名气的电影摄影师。

胡贝和小波一样,是看着我长大的兄长。我留学前两日,亲友在台基厂淞沪餐厅(现在的松鹤楼)为我饯行,开怀畅饮之后,大家站起来告别,胡贝不见了。找了半天,才发现他在大圆桌底下酣睡。恰好是35年前的今天(3月29日),我离开北京,负笈扶桑,从此开始异乡人的旅程,这既是选择,也是命运。母亲教导过我:凡事都有代价。我后来到了美国,才明白母亲从小上教会学校,不知不觉观念上受到不少影响,相信“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简单的道理。年轻时那么渴望远游,去看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远游的代价:过去从此中断,老去时即使想回归重续,也早已沧海桑田。

再一次看到胡贝,是在电影《洗澡》他演一个角色,赤裸着瘦削的上半身泡在澡堂里。我们真正见面已经是2015年,那天晚上的饭局有许多人,我们紧紧拥抱了一下,然后喝了许多酒。回到芝加哥,我口占了一首五绝:

一别三十载

回首已半生

金城如此树

旧忆入琴声

这些年和晓阳见面的频度要高一些,上个世纪从中国到日本再到美国,轨迹相似,虽然不在一个城市。去年我们在一家京味餐馆,豆汁、卤煮配着自带的澳大利亚红酒,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倒也很符合北京的氛围。三月的黄昏还是料峭的感觉,我们边走边聊,我忽然想起八十年代在东京也曾是这样。那次他因为熬夜眼圈发黑,如今他久居京城,看上去很像一个老炮。我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去通州看他,距离上一次相见,中间横亘着13年,我们对望了几秒然后,晓阳大叫一声:“我靠,人生毫无意义啊!”

写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曾经说:“对于我,文字从来是给自己的。年纪越长,我越不想赋予文字价值。今天我已不会再像20年前那样写道‘世事蒸腾成腐草,文章寂寞对江山。’以前把文字看做生命的一部分,不肯投稿,其实也是看得很重、鄙帚自珍的矫情。把写作当成仅是自娱还并不容易,不在乎文字是否有人读、什么人读或怎么读就更难了。我也是近年才能在心境,而非仅在认识上把握‘何处是尘埃’。”所谓意义,其有无与理解永远因人而异。在我看来,写作的意义对于小波是描写荒诞,而死亡何尝不是人生最无奈的荒诞?在他还不到四十五岁、正是华年最好时悄然袭来。

我很喜欢《日瓦戈医生》的尾声:“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当然真实与小说有很大不同,《日瓦戈医生》出版后帕斯捷尔纳克遭遇厄运,不数年郁郁而终。我们没有握着小波的著作,而是怀念一位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这一代的故事也还没有走进结尾,前路未知,岁月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