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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金融开放开启中国“二次入世”

沈建光2018-04-16 11:36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沈建光 张明明/文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等,次日新任央行行长易纲便就金融业宏大的开放举措做出表态,并提及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包括外资持股比例、沪港通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自信和执行力。

在笔者看来,此轮金融开放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到的,未来中国推出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部分服务业与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等举措,且落地宜早不宜迟,开放范围之广,意义之大,堪比中国的“二次入世”。

金融开放做先锋

在众多改革领域中,中国金融改革历来是进展较快、成果较多的领域。四十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为防范金融风险积累了诸多经验:包括中国强调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这使得危机时中国应对迅速,政策灵活;并不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通过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独立的中间状态的选择指导中国实践,避免了资本大规模流动对经济的冲击;在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的过程中,创新使用了SLF、MLF、PSL等流动性工具;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以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等等。

而在具体金融改革领域,近年来围绕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方面也取得了诸多进展。体现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取消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形式上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并积极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汇率方面,人民币对美元波幅扩大,811汇改后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更注重参考于前日收盘价,并提出CFETS一篮子货币指数;资本管制方面,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启动、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人民币甚至于2016年10月被IMF纳入SDR篮子,视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的认可。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更进一步。今年两会上大部制改革大刀阔斧,金融改革在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背景下,将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并加大了央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能,意味着协调监管的改革的推进。

然而,相比于对内改革,过去四十年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对滞后,中国金融行业外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加快金融开放成为重中之重。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以及央行行长易纲的介绍,新一轮金融开放成为“先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金融业对外开放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以及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的三原则;二是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是强调内外资一致,意味着未来外资在华业务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四是进一步鼓励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如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将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至520亿元人民币。

当然,有担忧认为,金融业大举开放对中资金融行业不利,对此笔者并不悲观。在笔者看来,金融行业增加竞争有助于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更加注重运行效率与公司治理,且考虑到中国金融又是一个客户粘性比较高的行业,所以中资机构在开放后仍有竞争优势;此外,金融开放并不会一蹴而就,如证券公司等对外资全面开放要在实施后三年,过渡期仍然充分。与此同时,2007年以来,在华的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占比持续减少,当前这一比例已经降至1.3%,在此期间,中资金融企业竞争力大大增强,预计未来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中小型金融机构。

扩大开放是40年成果的延续

当然,金融开放速度加快只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隅。2018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中国承诺将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业和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更是在原有加入WTO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领域对自身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堪比“二次入世”。

在笔者看来,中国之所以选择更大范围的开放,一方面是源于过去40年成功经验的总结。实际上,改革开放是中国40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过去40年,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等40年巨变体现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奇迹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也是适应未来发展以及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毕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创新驱动发展是解决之道。以往以市场换技术虽然获得巨大成功,但终究面临瓶颈,如今高铁、移动支付等诸多领域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未来中国终究要实现从跟随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加强产权保护,增加自主研发投入与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制造业亦有开放空间,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危中有机,改变制度优势下的坐享其成,在竞争中提升国内企业全球竞争力,是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需求。

当然,新一轮开放同样有助于缓释外部风险。实际上,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产权保护、市场公平性欠缺、开放程度有限颇有怨言,中美贸易战升级也是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而推动新一轮开放,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透明化及注重市场公平性等角度做出努力,并将之与中国新时代创新发展战略,增强全球领导力目标,以及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任务等结合起来,既有利于缓释外部压力,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实力上升,增加大国博弈的胜算。

而从开放进程来看,虽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未明确提及改革落地时间表,但表示“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在其讲话的第二天,央行行长易纲便宣布金融业宏大的开放举措。结合本届领导人在推行改革方面言必信,行必果,雷厉风行的特征,新一轮“入世”体现了领导人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预示改革落地速度或超预期。

(作者分别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瑞穗证券宏观研究员)

 

沈建光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